新春，乃我十余年来之挚友也。中等偏高身材，瓷实的身板子足有90公斤，偏重却并不臃肿，反显得体格健硕。春兄性情豪爽，一开口即声调高亢，颇有武夫赳赳之气。我常思忖，春兄是生未逢其时，若是在战争年代，肯定会在行伍中大显身手，一展才干。猛干上几年，提拔成为一名军官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。
听春兄言谈，有相当的感染力，哈哈朗笑声中，对方能强烈感受到他的汉们气。其率真、从容，没有一丝狡诈的个性，使同事们都乐于与其交往、唠嗑，且时不时还愿意和他一起喝上二两小酒，拉呱一晌半晌。春兄端起酒杯来，完全是一股子激情四溢的劲头儿，猜枚划拳，声高且冲，足以惊及四座。一闻其谈笑，常让我联想到阳光灿烂之下，那白杨树大叶子的哗哗做响。
有一事，让我很是感喟，很有一段时间难以释怀。春兄父病故，要办五天丧事，我自然是每天必到。第四天中午，我问他明早的追悼会准备得怎样了，看看还有什么没想到的事儿没有。春兄一摆手，只是淡然地说：“原来是想开个追悼会的。后来我们姊妹几个一商量，干脆就不给当家的开了！”不开了？连个最后的仪式都没有，这样对于老人，是不是程序也太简化了？春兄从我关切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心思,就接着说:“想一想，开个追悼会，咱也没啥可说的，没啥可表白的。算了！省了吧！”闻听此言，我心里一时很不是滋味儿，大不是个滋味儿。
春兄父亲，我该尊称为大伯的，原是地区纺织供应站一名普通的货运工人。在他正当盛年的那个时代，主要货运工具就是平板车。春兄父亲常年手拽板车，肩勒背带，载着一车一车纺织品，躬着身躯，来往于火车站货场和地区仑库之间。这一干就是30年，直到把挺直的身板拉成一张再也伸不直的弯弓，把身板儿由壮实如牛拉成枯瘦似材，才走下了这一工作岗位，回去居家养老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老人家为纺织系统工作30余年，其经年累月的漫漫苦劳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但是，到了现在老人辞世，家人为其办丧事时，从春兄本人到亲姊亲妹，再到其它亲戚朋友，又觉得没有什么开追悼会的必要性，觉得没啥可说的，觉得一时间乏善可陈。这让我感到，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，是存在着一些一时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。难道一个本分实在,，分守己的运输工人，在永别人世之际就没啥可表彰的吗？难得非得当个什么局长、主任、董事长、校长、总经理什么的，才能撑开办一个追悼会那样的场面吗？这种很现实、明摆着的局面，除了让人从心底发一声浩叹，似乎也没办法明确的说出个所以然。
一位共和国的普通劳动者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怎么到了最后，连总结都不用总结一下，就远离我们寂然而去了。就好象老人家白来这世上走了一遭似的，或者说，好象压根儿就没有走这一遭似的。但是，不管你再怎么回味这事，现实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现实社会。由此，我也很是佩服新春我兄。他对这世间人事的甘苦自知，达观知命，是我应该好好地、应该慢慢地，去汲取、去消化的。
此生，有春兄这样坦荡随性，不虚夸、不伪饰的挚友，也足以大慰余之平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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